在不確定中找方向:回顧碩士論文的生產過程

You can't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you can only connect them looking backwards. So you have to trust that the dots will somehow connect in your future.”

我個人很喜歡Steve Jobs這段話,而在回顧過去就讀社會學碩士班的過程特別有感觸,所以想放在文章的最前面。首先簡單介紹我的碩士論文主題「從處理問題到防治風險:輔導體制的風險治理、助人專業與情緒勞動」,研究提問是「為什麼學生的心理健康議題會被學校輔導體制風險化,並如何治理?」,研究方法採用訪談與參與觀察。在此我想與讀者分享我個人發想論文的過程,以及我進行研究時的反思與心得。

一、論文發想過程

(一)生命中的疑問:為什麼去輔導室會讓人覺得怪怪的?

學者C. Wright Mills提出「社會學的想像」的概念,建議研究體察個人生命經驗的困擾,並與社會議題結合思考研究議題。我的研究題目也是經由個人生命中的經驗與學科興趣相互交織產生。

大多數的人看到我撰寫關於學校輔導的題目,會好奇我是不是以前有被輔導過的經驗。我在求學過程中的確有與輔導老師打交道,不過並不是以個案的身分,反而是一個從旁協助者的角色。我從高中時期就對心理方面的議題有興趣。求學歷程中我曾擔任過輔導股長,當時股長的工作項目包含寫輔導日誌以及發輔導室的講義,每個月輔導老師會集合各班股長報告班上狀況。輔導日誌主要是觀察並且記錄班上同學的狀況,輔導老師特別提醒要注意心情不好或行為有異狀的同學,如果有發現時要馬上通知輔導室。輔導老師也提醒我們不用焦慮自己是在當打小報的告密者,而是在主動關懷同學,並協助他們在需要時刻尋求輔導室協助;在老師告訴我們這段話之前,我其實沒有當「廖耙仔」(閩南語)的自我認同焦慮,但經由她這樣提醒我反而產生疑惑,我替輔導室工作好像會產生一些社會互動效果,但我那時難以具體說明這種疑惑感。我也替輔導室在班上發佈許多文宣資訊,像是升學資訊、身心調適、性別交往等等主題,現在來看其實有些講義內容其實挺有疑義。[1]我當時並沒有多想這份工作隱含的意義,也沒有意識到我其實從旁協助輔導體預防風險的工作,像是特別注意他人的身心健康狀況,以及散佈知識與意識形態的文宣品。

在大學時期,我在諮商中心擔任志工四年,工作包含在櫃檯接待同學。每次有同學要登記諮商面談時,我要負責說明一系列規定,特別傳達「不用羞於來諮商」的訊息,還有強調「保密」。強調諮商輔導的去污名與保護個案的身分這兩點讓我覺得志工工作很特別。在當志工的過程中,我並沒有特別拉遠距離去問題化這套體制,直到有次「不舒服」的經驗斷裂才讓我產生一些疑問。曾有位對輔導諮商頗不以為然的同學對我說:「表現這麼溫馨的關懷人,感覺好像邪教,怪怪的」。這讓我去反思「為什麼來輔導室/諮商中心會讓人覺得怪怪的?」而且輔導諮商關係會特別營造一套特殊的互動方式,這可能代表什麼樣的角色互動模式,延伸的問題是「心理健康」是什麼?身體不健康可以很直觀地想到可能是生病,那心理方面的「不健康」又是怎麼回事?我當下認為輔導諮商關注的心理不健康又比精神醫學和心理學更廣泛一點,並非只限於心理的病理,還含有道德規範的意味。我從這些個人的經驗體察到輔導體制既全面化有細緻化的企圖,試圖針對全體性宣導身心健康的知識意識形態,又嘗試在微觀互動中進行身心調控。

除了我在學校輔導擔任志工的經驗外,我正好也有親友從事輔導諮商相關的工作。阿公過去從事高中教職,曾在彰師大輔導與諮商學系進修,也擔任過輔導老師。在修習「親密社會學」課堂時有口述史的作業,我訪談阿公、阿嬤的親密關係經營與經濟關係。阿公提及以前在與同學練習諮商時,他一邊眉頭緊促露出痛苦的表情:「在輔導別人之前要先對自己練習,那要往內心挖好深,很痛苦的」。訪談阿公的經驗也讓我思索,這些輔導老師並非每個人天生就會「那麼溫馨的關懷人」,而是歷經輔導諮商的職業社會化歷程才具有特定的情緒展演能力。另外,我有個朋友大學是主修輔導相關科系,目前正在國中當輔導老師,跟她閒聊時就間接知道輔導老師工作的狀況。她跟我分享曾看到自己輔導的學生,因為校安通報被學務主任、導師團團包圍的時候,她覺得很難過,她想學生被這些「大人們」包圍應該是很驚恐,但她那種狀況無法站在學生那方替他辯護什麼,因為她自己是屬於「大人/行政」那方。我經由聽聞身邊不同人的參與輔導工作的經驗,從中感受到輔導老師在工作時面臨的焦慮。

不過這麼多天女散花式的疑問到底要怎麼整合起來?這需要社會學概念化繁為簡,看到表象深處的結構力量。

(二)書齋中的發想:一個跨專業的權力集合體

上研究所後,因為社會經典閱讀課程,讓我對Foucault的規訓、治理、權力的滲透這類概念感到興趣。當時我剛學到新的理論後就躍躍欲試想「套用」,又看到傅柯分析監獄是不同專業聚集並搜集知識之處,所以我就開始思考有沒有類似的機構或機制,努力搜尋一群前所未有的專家群體。當時的心態很像一句諺語:「拿到榔頭後,每個東西都看起來像釘子」;這種蒐集「寵物符碼」的心態需要自我反省,但誤打誤撞的構成我研究的理論出發點。某天與朋友在早餐店談話時,討論過程激盪出探討學校輔導體制想法。我最初的提問切入點是:「為什麼輔導體系得以進入校園?並能夠結合心理治療與司法處置?」我假設這是新形態的治理系統,所以那時我思考心理衛生是否可能綜合一套心理學/精神醫學論述,進而去管理青少年的知識體系。

我當時的思考軸線分為兩部分,一個是輔導體制對於「正常/異常」學生的治理效果。思索「心理衛生知識體系如何想像『危險/不正常』的學生?」這些專業人員如何操作輔導機制,安置這些學生,這些學生受到什麼樣的對待與處置。另外在閱讀Goffman的著作時,啟發我對於研究符號互動的構想。Goffman

Foucault都關注一個議題:被視為「異常者」在社會機構的處境,這背後隱含社會如何繁衍的問題意涵。學校做為社會的縮影,輔導體制需要提前辨識並處理問題,也要把關、降低學生問題的風險。我的指導老師文蘭老師同時提醒我要多想想這些學生面對輔導體制的處境,這些學生們是否在面對體制時也容易受傷。

另外一條思考軸線則是:輔導體制中的輔導老師如何進行互動式的工作。在第三版研究計劃搜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到輔導並非是我想像中鐵板一塊的「專業」,它具有一些挑戰與困境,像是「輔導老師力求專業化卻被其他教育工作者認為不專業,為什麼?」於是我朝向專業界線的方向思考,與社工、心理師進行工作劃界。文蘭老師提醒我要思考這份工作如此辛苦、高耗損的職業,這些老師為什麼還會留下來?他們使用什麼樣的心理機制。我開始嘗試從專業權力論去看輔導教師在學校的權力位置變化歷程,以及競奪專業的位階性。輔導專業與其他專業作區隔的方式是定義問題,偏向內心治理要怎麼被看到,所以我想到用情緒勞動與展演的概念,觀察有無屬於輔導老師的專業展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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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論文題目構想的由來是從三級預防架構概念化輔導體制,當中需要與心理師、社工師、精神醫師合作。不過在研究計劃口試時,兩位口試委員嘉苓老師與凡慈老師建議如果要以三級預防當架構,論文必須包含心理師、社工師、精神醫師面向,這樣架構會太大,而且輔導老師是屬於更前端的預防者,所以建議我專注在分析輔導教師。在書齋裡構思了兩年,我決定該起身去找真正的輔導室與輔導老師了。

二、田野中的反思

(一)動手動腳找資料:活生生的輔導室與輔導老師

我苦思了一陣子,該去哪裡找輔導室與輔導老師。很幸運的在N大學遇到一位熱心的大學老師,他先是接受我的訪談,在訪談過程中他了解我的研究興趣後,他建議我可以去在職專班的課找看看現職的輔導老師,他同時提供過去指導幾位學生的聯絡資訊,鼓勵我嘗試著聯絡他們。

1.參與觀察

我參與觀察N大學兩門課程時,一門課是在職專班的「生命議題」,成員大多是現職老師與社會人士,其中有五位成員是在職的輔導老師;另外一門課是「學校輔導與諮商」,成員主要是心諮系大學部二、三、四年級的學生。這兩門課的參與觀察幫助我了解輔導老師職業社會化的機制與過程,正好可以比較進入職場前後的訓練過程。在進入班級一起上課前,我均有向授課老師說明我的來意,因為研究主題的緣故所以想一同參與課程;而一起修課的同學則是透過在學期過程中私下互動找機會與他們說明我一同修課的目的。

我原先去「生命議題」課堂只是單純為了要找現職的輔導老師做訪談邀請,不過我後來決定與這些老師一同上課。在上生命議題課程時,透過與在職專班的老師們一起討論,我體會到教育體制與輔導體制如何挫敗輔導老師的熱情。不過當提到看到學生的轉變,或是描述懂得技巧後能夠幫助學生的情況時,我也看到輔導老師的成就感。參與觀察課堂上的內容可以交互參照到訪談的提問,讓我可以延伸詢問在課堂上我觀察到並感到興趣的議題。我也體會到參與觀察中的自我揭露有助於建立彼此的信任關係,因為在一起修課的過程中我也會分享我自己的生命故事,這些老師們比較有機會認識「我是誰」,也變得比較容易接納我。

在「學校輔導與諮商」課堂時期末報告時,我分享了研究的初步發現,包括輔導老師在學校場域中的難處,以及輔導老師情緒勞動後的內心調適。當時大學部同學們看到教學現場的難處,以及其他老師對於輔導的不理解與質疑,感覺有點被嚇到。看到大三大四的學生對未來懷著憧憬的眼神,心裡不禁擔心著當他們實際碰觸體制面時,可能是什麼樣的光景,那時候還能維持眼中的清澈與熱情嗎?我心中期望是的,所以也想盡我所能思考如何改善這套體制。

我在B國中當志工時,正好歷經主任與輔導組長的生日,他們生日許願時都希望B國中學生一切平安。在B國中時常看到主任泛紅的雙眼,其中同時交雜著疲倦與悲傷。看到主任因為要處理學生過世的事情而感到疲憊,或是因為擔心學生沒來學校、去做傻事,她說:「雖然被他(學生)氣得要命,但看他平安無事還是放心不少」。她之前有個經驗是學生的母親在家裡自殺,學生好像在家不知所措,主任到學生家裡一打開房間的門,她表情有點複雜的說:「那血的味道整個湧出來,滿地都是血」。從這些經驗可以體會輔導老師工作中的情緒負擔,這些被帶回家的情緒造成工作延伸到私人生活。

在參與觀察後需要記錄筆記,做筆記的種類包括觀察筆記、理論筆記、以及方法筆記。往往在寫參與觀察筆記時,旁邊註記理論筆記以及方法筆記。理論筆記有時在記錄的當下難以馬上就想到相關的理論概念,所以我會過幾天後再看筆記。方法筆記是給自己研究進行下一步的線索,提醒自己哪些問題可以再追問,或是延續哪些話題。我在輔導室時常需要用電腦做事,所以透過電腦螢幕後觀察的好處是可以一邊觀察一邊用電腦記筆記,也不需要「尿遁」去速記田野筆記,當場用紙筆做筆記反而突兀。但是也不能只顧著記筆記,所以我都只會記關鍵字,其他時候還是要進行工作。在國中輔導室當志工時,雖然說是參與觀察,但其實也是真實的生活。我在田野中採取較為「融」的立場,甚至也一起感染輔導工作中難過、焦慮的情緒;不過也要時常提醒自己要站回「隔」的立場,不然會偏離社會學而靠向教育學、輔導學。

2.深度訪談

在進行深度訪談前需要先做一些準備工作了解受訪者的特性,像是上網先查輔導老師學校的資訊,學校位置位於什麼學區會與家長的社經地位有關,同時影響輔導體制運作的重點;例如市中心的明星學校的輔導工作著重在升學、生涯輔導,同時可能會有許多熱心的「協作式培養」家長,透過輔導更加參與掌控學生的校園生活,相對市郊的學校可能會有較多弱勢家庭,以及「漂泊」(閩南語)的兒童、青少年,此時輔導工作會把焦點放在輔導「偏差行為」,把這些「過度」、「提早」、「偏離」社會化的學生導向學校所預設的社會化軌道中。還有在訪談時除了注意受訪者的談話內容,還需要注意受訪者的說話方式與肢體語言,像是有些受訪者會明顯的展演出「工作狀態」與「私下狀態」的分別,我也從中觀察到他們自我要求的形象樣貌,例如坐姿是否端正、表情是否透露太多個人情緒、肢體之間的距離與接觸方式等等。

3. 文本分析

我也同步搜集輔導相關的新聞,試著了解社會事件與輔導體制的關係。其中有許多光怪陸離的新聞,像是輔導室的諮商室被某校校長拿來做偷情之處。新聞可以大致分成兩種論述氣氛,比較正向地說輔導室與輔導老師幫助學生,例如很努力地找回中輟生,早上替容易賴床翹課的同學morning call。但也有很多是關於不幸的消息,像是學生鬥毆、自殺、涉及性侵害等等。還記得大學時期我當諮商中心志工的時候,在接受危機處理流程訓練時聽到諮商師們說「我們最怕學生上新聞」,因為前幾年就有一位學姐因為功課壓力輕生,諮商中心當時也承受一些輿論壓力,使得諮商中心在處理危機個案時特別謹慎。這讓我看新聞時更注意思索事件背後輔導體制如何動員應對這些學生問題。

(二)研究者角色:志工?Angel?間諜?

我在課堂的參與觀察,與我的身分沒有太大的衝突,其實很像轉學生或插班生的角色。不過當我出現在國中輔導室時,馬上面臨身分解釋的問題。在我第二次去B國中輔導室時,剛好來輔導室辦公的美術老師注意我這個生面孔,於是問我的身分。我回答說是來當志工,她邊笑邊說:「你是想來見識一下地獄長什麼樣子嗎?妳真是天使」。我當下覺得應該趁機表示我的來意,於是補充說明我來是跟論文研究有關,想了解學校輔導體制運作情形。美術老師聽到我的回應,就以全輔導室都聽得到的音量戲劇性的大喊:「哇,你們引狼入室,她以後一邊觀察你們一邊寫小報告」。雖然我覺得她的反應蠻正常的,只是料想不到她會說這麼大聲,當下我有點不知所措說:「即使記錄之後也會徵得當事者同意。」但美術老師也沒有繼續深究的意思,接著說:「妳長的好像和梁朝偉演色戒(電影)的那個誰,啊!湯唯,所以妳也是來這裡當間諜的嗎?」我只好微笑裝傻說:「老師你聯想力太豐富了!」接著話題就轉變到老師之間的閒聊,但我心裡還是心有餘悸,疑惑其他老師會怎麼看待我的出現(田野筆記 2014919日)。才去輔導室第二次就被說是間諜,讓我焦慮了一陣子。文蘭老師建議我去田野與人互動時儘量讓自己自在,因為自己緊張的情緒也會感染到對方,所以我也試著保持隨遇而安的心態,還有「如實」、不刻意隱瞞我的來意。後來輔導室的老師們也慢慢地習慣我的存在,我也透過在平常的閒聊過程中告訴他們我因為研究而來的事。輔導主任在向其他人介紹我時有一套標準說法。不過其他輔導老師又會有其他說法,有次我跟專輔老師去拿東西,路上遇到另外一位老師跟專輔打招呼,她見我是生面孔就問我是不是新進的實習老師,專輔老師就說:「她是Angel啦,來我們輔導室幫忙的天使」,看到對方老師一頭霧水在想這到底有沒有回答她的問題,我只好趕緊解釋說是志工。所以在輔導室觀察期間,我除了志工的身分,被當作熱心的研究生以外,還多了「Angel」、「間諜」等等身分。或許我的學生身分、年齡與性別給予我一些研究的方便性,不過因此也讓我思考如何陌生化這些我很習以為常的事物。

(三)使用田野方法多看到了什麼?

當我實際聽到輔導老師們的經驗時,發現輔導體制並非理性且同質的在運作,其中充滿了許多行動者自己生產的空間。官方手冊與教科書上不會寫輔導資源有城鄉差距,也很少描述輔導老師在現場必須承擔的壓力,不論是負責個案的心理壓力,或是不受其他行政支援孤軍奮戰的壓力,更不會寫學生會「活用」輔導名目的狀況。我透過訪談與參與觀察,試圖解析輔導老師與學生們如何理解他們面對輔導體制的處境。當學生洞察輔導體制的邏輯時,學生明白只要表現「有問題」,可以進入輔導室,或是如果保持沉默的像顆「石頭」,輔導老師就會拿自己沒轍,同時有學生很喜歡來輔導室閒逛套交情,輔導老師也有一套「冷處理」的展演方式。此外讓我覺得有趣的現象是有些輔導老師在過去的求學生涯中幾乎是「乖學生」,很少與輔導老師打交道,偏偏自己當上輔導老師後就要面對一群各種疑難雜症的學生,與輔導老師自己生命經驗相差甚大,像是階級、族群、性別、年齡等等社會身分的差異,其中具有許多互動上的張力。

在一些偶然的機會,我曾跟幾位輔導老師討論我的論文主題。有些輔導老師聽到情緒勞動概念心有戚戚焉,其中一位老師表示對這研究很期待,她說:「我們常在關心別人,但沒有人關心我們」,這句話讓我十分印象深刻。從社會學的眼光來看,輔導老師作為一種學校體制內、具有中產階級文化資本的職業,不是典型被關注的「弱勢群體」。但在學校的輔導體制下,他們遭遇到另外一種辛苦,那「苦」是體制面上的為難與不協調,還有情緒勞動的造成的情緒異化傷害;而這些苦很難有機會在輔導社群之外公開討論,像是不被其他處室認同、輔導人數比例不堪負荷,但在學校訪視的時候,各個學校不得不都拿出最好、最和諧的一面呈現給參訪者。基於這些觀察,所以我希望能以社會學的觀點描寫輔導體制可能造成輔導老師的結構困境。我最後希望能把這本論文夠獻給現在與未來的輔導老師,還有關心學校輔導的讀者。

在構思與撰寫論文的過程中,總是有許多片段且不連續的思緒,而論文便是這些過程最後的精煉過後的結晶體。雖然許多資料與想法一時間看不出來會有什麼關聯性與意義,但是回頭看看每一點,會發現它慢慢拼出一幅圖像,所以在那圖像明朗化之前如實地面對自己的能與不能,在不確定感中相信自己原初的方向。

(作者:王安琪/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d04325002@ntu.edu.tw,)


[1像是在性別議題的講義,曾有「別引狼入室」的專題,提醒女性避免穿著暴露、進入聲色場所,這些舉動都有主動引誘男性的機會,其中的論調是男性難以控制自身的生理衝動,所以女性更應該避免誘發男性行動,如此內容現在看起來十分政治不正確。我不清楚現在高中的講義是否還存有這些內容,只希望現在學校的講義有所改變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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