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障在社會中產生的分離感

一、我為什麼要討論這些話題?與我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本身也是ㄧ位聽障,事發在小學二年級。在這之前我的聽力正常,在人群中與人相處都很自然,但是,當我失去聽力後,一切變的那麼不自然。例如,與人相處的時候無法作即時回應。人家也會說:「你聽不到,不可以開玩笑,要乖一點。」甚至會說:「聽不到都不合群。」朋友的父母也會警告他們的小孩:「不要跟我來往,因為他與我們不同。」

主流環境有一個普遍標準視角,因此,聽力的障礙就會產生溝通問題,這個問題讓我的語言與在人群、教育、家庭、就業,及社會上面臨歧視、誤解,及隔離等現象。但是,我在另一個文化中,卻不會產生問題,這個文化是聾人(Deaf)文化,關於這個文化接下來會討論。這個文化讓我原本在主流文化中產生與社會分離中找回歸宿。但是,聽障者脫離這個結構回到主流結構中,又產生分離,不僅是聽障者與聽人,聽障者與聽障者也因為不同的認同而產生分離。

由於我本身是聽障,同時也經驗到不同聽障社會關係所產生的問題,因此,開啟我討論這些話題。

二、聽障的人口有多少?誰會變成聽障?

根據衛生福利統計(2015)2014年聽障人口高達122,988人,與1992年的7,476人相比,近二十年來成長了十倍多,請見圖一。其中65歲以上就高達80,983人,占所有人數65.85%,而0-2歲僅317人,占0.26%,請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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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聽障者歷年人口趨勢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統計處(2015)
: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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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014年聽障年齡分層人口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統計處(2015):筆者自行整理

這個數字顯示了人口高齡化老年衰退所導致的聽力退化問題,這可以推翻單純以遺傳因素造成聽力問題。除了高齡化問題外,還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科技電子用品的普及。例如,林褘庭(2009)新聞報導指出現在的年輕人,經常MP3不離耳、看球加油時喇叭聲此起彼落聽演唱會喜歡坐在音響旁邊、重金屬音樂更是震天價響。第二個則是工業化的結果。例如,處於巨大引擎聲的環境工作導致聽力受損。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耳鼻喉科住院醫師王聖琮表示,最常見的聽力退化是老年衰退造成聽力變弱;而最容易造成聽力障礙的耳疾,則是中耳炎。

或許我們會認為遺傳最可能導致聽障,所以避開這種基因就不會發生,但從上面人口與時代變遷來看,已經不單單能從基因解釋,人口老化與時代變遷的社會環境也會造成聽障,那麼任何人都可能會因為老化或處於巨大聲響而變成聽障。

三、怎麼定義聽障?

從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定義,將分別討論三個角度討論,第一為醫學上的界定;第二是文化上的界定;第三則是特殊聽障的界定。

醫療上的界定,是透過聽力檢查。聽力檢查常見有兩種:第一為純音聽力檢察法(pure-tone audiometry),指依不同頻率(Hz)呈現各種聲音的強度(dB)。通常聽力檢查師測量聲音的強度介於0-110dB。正常聽力者所能聽到最小聲音的強度為0dB。測定音頻的範圍多在125Hz(低音)8000Hz(高音)之間,低於125Hz或高於8000Hz之音不測,因為大多數語音周波範圍約在80-8000Hz,人的耳朵所能聽到的範圍約介於5002000Hz(林寶貴,200824),常見聽力請見圖三。第二則是聽力檢查法(speech audiometry),主要是以聽到的語言的程度來界定。純音聽力檢查的目的在於了解受試者的聽力損失程度,但是,聽覺靈敏未必與個案對實際會話或語音的聽覺效能一致,因此,為瞭解聽覺障礙者對語音的聽覺感受能力,可實施語音聽力檢查(speech audiometry)。測試結果可瞭解受試者感受語音所需的最大音量、及對各語音、語句的感受難易(王文科,19953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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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常見聽力圖
資料來源:長庚醫院耳鼻喉科網站

在醫療上的界定就變成一種制度上的聽障,在台灣,民國80年內政部修訂之「殘障福利法殘障等級」界定聽覺機能障礙之定義為,指由各種原因導致聽覺機能永久性缺損而言,其鑑定標準分為下列三類(內政部,1990:取自林寶貴,20083):分別()輕度聽障:優耳聽力損失在5569(dB)()中度聽障:優耳聽力損失在7089(dB)()重度聽障:優耳聽力損失在90dB以上者。一旦成為醫療上的聽障界定,就會有以下幾種補救方式:()透過早期檢查,有些人透過早期檢查,約有70%之聽覺障礙可獲得醫學上的治療;()取得障礙手冊,手冊可以告知人們,因為聽力有問題,在某些時候可以獲得保障或者免於責怪。

在文化上的界定,是採用美國的Deaf(聾人)英文開頭大寫「D」,小寫deaf則是前述的醫療界定。Deaf(D)指的是以聾人為一族群分享手語語言和文化定義。聽障學者林伶旭指出,一個deaf不一定認同Deaf族群文化的人,但Deaf的成員則認同本身的文化(20042)。學者趙任民指出,關於大寫「D」聾人的定義,是指耳聾的族群擁有手語語言與自己獨特文化,不受常人管理,聾人應該有自尊心,應該用「聾人(D)」一詞(201015)。在2013年身心障礙遊行上街爭取權利,以「資訊與文化平權」為主題,其中就要求拒絕媒體使用喑啞等各種歧視字眼,要求以「聽障者」與「聾人D」二詞為正名,請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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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2013年身障遊行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拍攝

最後是特殊聽障的界定,這種界定是一種認同,學者張稚鑫依據國外的理論發展出一個認同傾向,指出台灣聽障的大學生身分認同,將手語能力(橫軸)與口語能力(縱軸)兩個角度來作分析架構,發展四種可能的認同狀態,分別為以聽人為主的認同;雙語、雙文化認同;以聾為主的認同;及邊緣人的認同(2004100-101),請見圖五。此外,我在聽障的社會中實際發現還包括了各種認同,在稱呼聽障者的名詞還有手語者、聽障人士、聽友、失聰者、聽損孩子、聽損者、人工電子耳使用者、靜聽者,及聽障伴隨其他障礙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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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聽障者/聾的認知圖
資料來源:張稚鑫(2004101)

 

四、聽障在社會上發生了什麼?

如一開始提到我自己的語言與在人群、教育、家庭、就業,及社會上面臨歧視、誤解,及隔離等現象,及文化認同上的問題。但很遺憾的是,這種負面因素發生在任何人的身上都避而不談,或者認為這是社會上理所當然的事情,說了也沒有用,就只能努力適應主流的環境,若沒辦法適應要麼是被認為是自己的問題,要麼就是被排除。

就語言問題而言,因為後來我突然失去聽力,因此無法以聽來達到溝通,後來到D文化教育系統中學習到手語。英國精神醫學醫師Hindley指出有學者作貫時性研究發現,在1970年代在英國出生並接受口語教育的聽障兒童,當他們長大成人後,大多改用手語溝通(Hindley,2002;取自邢敏華、顧玉山,200544)

但這個語言並不是主流環境上的普遍語言,因此在人群中會產生分離感,Punch, Hyde與Power就曾經指出,聽障者在工作中最容易出現問題是社交聚會、專業發展活動會議中(2007514),因此有被孤立和孤獨感。

由於聽力造成語言上的問題,因此在接受教育時就會產生困難,如果無法適應主流教育,就必須轉到專收聽障的啟聰學校,來到這個學校就與主流人群隔離,若是離家很遠就必須住宿。但這樣的教育系統在台灣僅只大學前階段,並沒有這樣的大學系統,在全球上,也僅只美國的高立德大學(Gallaudet University)

就家庭而言,也會因為語言或者教育系統而產生隔閡。例如,傳統上,住宿型學校的孩童只有在夏日和假日才回家,基本上是因為距離因素、交通問題以及花費。因此,他們跟家人相處時間不多,以致無法維持親密的關係,父母也沒有充分時間學習手語來跟他們的失聰小孩溝通(Anderew, Leigh & Weiner;陳小娟、邢敏華譯,2009151-152)

在就業上,由於聽力造成與人溝通障礙,往往被排除在就業市場外。余珮瑩與馬財專研究聽障者就業困境,發現聽障者因為社會排除效應的影響,使得在勞動市場中雇主刻板印象的產生,造成聽障者進入勞動市場的阻礙(201374)

在社會上,由於上述種種弱勢位置與排除效應,因此有些人可能尋求D文化作為歸宿。例如,聾人學者趙建民就指出,「聽障人曾透過唇語及助聽器,試圖進入聽人的世界,但這終究是極困難的事。回歸主流的聽障者認為能說話,就提高他在社會的地位,以為自己是聽人,反而被聽常人認為聾人。…回歸主流的聽障者較寂寞,因為無法和一般人流暢及社交,但是畢業後常參加聾人社團活動,內心則會有種歸屬感」(201133)

五、研究上是怎麼看待聽障?

就障礙研究的觀點,常被討論的主要模式有三個,分別為:第ㄧ為醫療模式;第二是社會模式;第三則是生物心理社會模式。

醫療模式,過去這個觀點是主流社會標準,是以身體結構的生理與生物基礎為主,在此概念下,疾病與身心障礙的關係是「身體健康系統→病理→出現病徵」,身心障礙被定位為身體系統產生病變,且有具體可診斷的病徵,身心障礙者被視為病人,也就是說身心障礙本身是以病人的角色接受各種治療與復健(廖福特,2007173)

社會模式定義殘障的障礙不是從個人的問題出發,而是因為社會結構和社會缺乏認識所造成的(Smeltzer, 2007193)。例如,在聾人文化環境中,聾人透過手語來溝通,手語是視覺語言,因此,在這個環境中溝通就沒有聽力障礙,反之,一個不會手語的聽人進來,這位聽人就成為障礙者。

生物心理社會模式的定義則是試圖從身體、情緒,及環境的層次因素綜合起來(Smeltzer, 2007193)。在這個論點中,是接納醫療模式與社會模式,因為在醫療模式的觀點僅強調身體的問題,而忽略社會層面因素。同樣的,社會模式過於強調環境因素,而忽略身體層面問題的治療。例如,聾人文化會排斥人工電子耳,認為這樣會破壞聾人文化。

六、怎麼改變問題?對我們又有什麼影響?

在台灣有一間聽障協會專為聽障設立的職業培訓與就業場所,名為「蒙恩聽障烘焙坊」,這個組織最初的成立目的就是為了解決聽障在社會產生分離。創辦人是一位基督教徒,於1999921大地震時,因為教會派人去台中東勢,在訪問災民的時候,發現聽障者也是受災戶,但是沒有人幫助他們,因為溝通有問題。政府的幫助方法、政策他們都不知道,也沒有人解釋給受災的聽障者聽,特別是老人,他們從來沒有上過學校,字都看不懂,也不會使用手語,就像泰山一樣沒有語言,發現沒地方轉介,於是創立協會,後來再創立就業場所。

同樣的,國外也有相似的案例,菲律賓有一間名為Garden Café小吃餐廳,於1984年創立,創辦人是ㄧ位美國人,到菲律賓服務,之所以會創立,主要是發現聽障兒童在教堂的院子乞討,他們沒有語言,他們的鄰居也都害怕他們,及虐待甚至隔離他們。了解到聽障小孩被遺棄與歧視,及視為弱智,無法接受教育,政府也不重視。後來想出一個計劃,使當地的聽障小孩可以接受教育,遊說政府,以及找尋資金,並開始開設特殊教育班,並訓練高年級的學生職業技能。

Garden Café小吃餐廳在創立前是同樣發現聽障在社會產生分離,於是找尋特殊的教育方式改變他們,再來是創立一個新的就業系統,讓聽障與聽人可以沒有障礙的互動,這樣的系統如同生物心理社會模式,但若無社會模式為基礎,則難以形成,因為一開始是透過特殊教育方式發展。

由於不是所有聽障都會使用手語與認同這一語言,因此,必須發展至生物心理社會模式,建造一個普同性。前面我們也看到,在人口高齡化的結果,老化導致聽力損失的人口占所有聽障人數高達65.85%65歲以上年齡層。這些老年發生的人,可能會是我們自己、家人、親戚,及朋友,為了在發生時不致於被社會分離,即時改變環境是非常重要。

七、結論

在社會變遷下,因為不同環境噪音因素導致聽力損失,因此,任何人都可能發生,但老化退化導致人口特別嚴重。在定義聽障時,也因為不同角度而有不同的詮釋,其中主流醫療界定與聾人(D)文化界定是最常見的,然而,會因為不同認同而產生更多的特殊定義。聽障不論在人群、教育、家庭、就業,及社會都會面臨問題,其中三種理論視角試著解決這些問題,分別是醫療模式、社會模式,及生物心理社會模式。在實踐上,生物心理社會模式創造一個普同性環境可能是最佳的方式,但必須有社會模式做為基礎。為了避免老化聽力衰退的人因為沒有普同性環境導致分離,因此,適時認識聽障有其必要。

(作者:游峻彰  jang32100@yahoo.com.tw/ 輔仁大學社會所碩士


參考文獻

Smeltzer, S.C. 2007. “Improving the Health and Wellnes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 Call to Action Too Important for Mursing to Ignore”. Nurs Outlook, Jul-Aug; 55(4): pp.189-195.

王文科,1995,《特殊教育導論》,心理出版。

邢敏華、顧玉山,2005,〈聽常父母和聽障子女對語言溝通和親子教養的看法〉,《南大學報》,第39卷第2期教育類,頁43-63。

余珮瑩、馬財專,2013,〈台中市聽覺機能障礙者就業困境之研究〉,《社會分析》,第7期,73-120。

林伶旭,2004,《無聲的吶喊-台灣聾人文化的形構與危機》,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碩士論文。

林禕庭,2009,關心聽力 保護耳朵,人間福報: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146124 引用日期:2015/5/10。

林寶貴,2008,《聽覺障礙教育與復健》,五南。

張稚鑫,2004,《徘徊在「聽」與「聾」之間:回歸主流教育中聽障大學生的身分認同》,國立臺北大學,碩士論文。

趙任民,2010,《生命的無聲吶喊:聽覺障礙者社會福利服務供需之探討》,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碩士論文。

趙建民,2011,《手語語言學概論》,台北市。

廖福特,2007,〈從「醫療」、「福利」到「權利」—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之新發展〉,《中研院法學期刊》,第2期,2008年3月。

長庚醫院耳鼻喉科:http://www.ear.com.tw/CGMH-WEB/earinfo-map.htm 引用日期:2014/10/19。

衛生福利統計處:http://www.mohw.gov.tw/cht/dos/ 引用日期:2015/6/23。

 

One comment

  1. 作者您好:

    關於此篇的發表,我感到認同。也歷經過這些過程,雖然沒有文中有遭受到排擠或是被霸凌等現象發生。但是由於小時候所接受的教育則是由父母親所決定,決定和一般生一樣接受主流教育,所以生活圈以及朋友們也都與聽人要好。當時的我根本不知道手語教育及啟聰教育,所以直至今對於台灣手語一知半解。在這裡我也承認在進入社會以前對於聾人、手語及聾人文化不甚瞭解,甚至有些排斥,但是當我有將近一年的機會去日本研修聽障者相關福利、勞動、教育等等。在日本研修階段也曾受過很多挫折,對於聾人文化和手語的陌生而感到焦慮,但是經過每天與聾人相處以及相關聾人協會觀摩的機會之下,讓我對於聾人的世界以及文化大大的改觀,也如同文中所說的從"d"單純的聽障者轉變成為認同於"D"聾人文化的聽障者,現在自身也已"d"和"D"聽障者身分的認同感到高興,現今也非常的能夠融入日本當地的聾人圈子。但是直到回台後有個問題依直耿耿於懷,一直想嘗事融入聾人的圈子裡,但是會一直隱約感受到不同的氣息。雖然也知道或許有某些刻板印象或是有些偏見而造成聽障者與聾人之間的誤會或汙名化。這個問題相信在每個國家都會發生,甚至在日本研修時期也有經驗,直至今回台相同的問題也同樣的一直再發生。這個問題就是為何有部分的聾人會如此的排斥聽障者(配戴助聽起單一使用口語者)?又或者有相對的問題是如聽障者在於聽人的世界已不適應甚至遭受排擠,想尋求聾人世界的歸屬感,但是又因過往接受主流教育而不懂得的手語,所以也遭受到聾人的排斥,這種現象非聽及聾的矛盾現象,似乎在當今的社會一直存在著,未來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想社會及教育似乎還是需要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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