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到底跟現代社會有什麼關係?

如果說新聞(先不論是報紙、電視或其他新媒體作為傳播介面)是現代社會的關鍵特徵,我想大部分人該不會反對。但是,再進一步去探究這個說法,情況可能不會這麼簡單。兩位知名的當代社會學家,分別提供我們一些指引。只不過,在大歷史與大論述之下,我們還是會想回到日常生活,來認識新聞媒體與自身社會的關係。這正是社會學的關切所在,身邊的細微現象出發,進到現代社會的宏大視野之中,再次回到自身。

現代公共領域抑或想像的共同體?

J.Habermas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論及「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時,同時也賦予大眾傳播中的新聞媒體一個特殊地位。西歐社會中的資產階級,其身影從輕盈的文學公共領域,到嚴肅的政治公共領域,開啟了「公眾輿論」(public opinions)對於現代社會的重要影響力。然而,隨著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力量日趨強勢,商業消費與政治宣傳使得公共領域產生了結構性轉型,「批判的公共領域」逐漸變成「消費的公共領域」。許多人藉由Habermas複雜的論述,得出前述這個略微簡化的圖像,進而瞭解現代人對於新聞媒體為何總是會有一種「愛恨交織」的情緒。原來,新聞媒體是現代社會的重要元素,卻又常因為不符期望而受人責難。

換個角度看,也有人認為,Habermas過度理想化西歐社會的歷史經驗,並不符合其他社會的狀況。因此,我們得到了另一個想法與逃脫之道:非西方社會即使引進新聞媒體,這些社會中的人們也不一定用西歐社會的方式來使用它。反之,新聞媒體也不一定如它在西歐社會中所發揮的功能。這樣的思維,讓許多人把B.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提出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概念看成與Habermas的「公共領域」的概念彼此相互對立。

在Anderson看來,在現代社會之中,人與人之間的資訊傳播開始大量依賴新聞報紙,而非過去的口耳相傳或眼見為憑。因此,書寫與文字明顯地主宰著現代人認識世界的方式。我們無法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實際親身接觸那麼多的事物,卻可以在報章雜誌上看到相關的訊息,進而想像自己生活在一個「共同體」(community)之中。這樣的共同體有著國族主義的框架預設,我們不會只是不帶特定共同歷史經驗的「公眾」(public)而已。此外,資本主義的商業力量並非侵蝕著這種「想像的共同體」的建構,正好相反,正是在「印刷資本主義」的力量之下,現代社會才能依此傳遞著一種國族主義的常識信念,讓現代人理解自己所座落的位置,即使其過程帶有高度的想像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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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體有著國族主義的框架預設,不只是不帶特定共同歷史經驗的「公眾」(public)】

然而,在Habermas與Anderson眼中所看到的,並不是電視新聞的聲音影像,或者即時刊登的網路新聞,而是我們現在叫它「傳統」媒體:新聞紙(newspaper)。為什麼這種表徵高度現代性意義的媒體,如今卻被視為過時的、衰落的傳統媒體?這個問題讓我們在Habermas與Anderson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新聞紙」。

 

故事還是得從報紙開始說起

十九世紀的歐美社會見證了文字開始大規模「到處流竄」的現象,其中最主要的媒介就是「新聞紙」。這種「普及」現象當然會受到「舞文弄墨」之輩的抨擊。法國作家福婁拜(Flaubert)親身經歷了新聞紙的形象轉變:從一兩頁印刷排版紊亂的八卦謠言,到整份內含不同欄目內容的權威報導。報紙從不登大雅之堂,成為客觀的各家之言。即使如此,福婁拜仍然覺得當時「報紙成癮者」之流,就跟迂腐的宗教信仰者一樣,早晚按時閱讀(膜拜),並且到處找人談論(宣揚)報紙上的新聞。他們根本已經心有定見,只是不斷地印證、強加自己的想法於其他的人事物之上。

為了說明自己對報紙與其熱衷讀者的偏見不是無的放矢,福婁拜指出,報紙是一種「思考怠惰」。在報紙的生產端,記者所撰寫的內容常不假思索、千篇一律,甚至帶有商業與政治的推銷或宣傳,而故意不言明其立場;在報紙的消費端,讀者卻也誤以為可以從這些看似發人深省的報導中,衍生人與人之間更多思辯與討論。在福婁拜看來,這種共謀表面上看似現代社會的一種文化普及,實際上卻是一種知性墮落。然而,事情真的是這樣嗎?讓我們從「報紙」這個媒介出發,往兩端分別檢視這個「記者—報紙—讀者」的社會過程。

 

「記者報紙讀者」的社會過程

首先,對於「記者—報紙」,傳播學者與社會學者的研究已經指出,這段生產過程中同時存在著兩種「五W一H」:一方面,報紙的內容被要求以這種「五W一H」的方式書寫,這是比較顯而易見的,另一方面,這些新聞文本也是由特定的「五W一H」中所生產出來的。

新聞內容初步交代了特定事件的「人事時地物」,並且以各種特定的方式,明示或暗示該事件「如何」或「為何」發生。從著名政治人物或影視明星所發生的事件,到無名小卒或受災者的不幸,某一報紙在傳遞這些訊息的同時,也正與其他報紙在競爭著訊息的正確性、即時性、全面性等等姿態,亦即我們現在稱為「獨家」的東西。與此同時,各家新聞報導的相同與相異之處,讓讀者可以認識到,好像總是有著那麼一群特定的人、一套特定的流程在「產製」著新聞內容。聰明(或不甘於被動接受資訊的)的讀者,總是會驅動自己的好奇心,在新聞報導的基礎上,進一步建構一種更理想化或更陰謀論的解釋。於此,「新聞炒作」、「置入性行銷」、「業配新聞」等等詞彙應運而生。

下載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五W一H」的同時存在,並不代表其中任何一者是「假」的。存在著記者心態或業界慣例並不表示,報紙上所刊登出來的訊息都是「捏造」或「變造」的,同時,有新聞產業之外的力量(商業、政治、文化)在發揮作用也不表示,新聞人已經淪為文字打手或傳聲筒,進而取消新聞內容的可信度。然而,對於這兩種「五W一H」的恐慌與懷疑卻是現代社會普遍現象。

當代著名的文化史學者R. Darnton(2011)曾回憶自己短暫從事新聞工作的經驗。從他不急不徐的說明中,我們可以看到,新聞產業內部的角色分化與複雜分工,縱使會引起社會大眾對於新聞內容的懷疑,不能否認的是,這種懷疑與批評正是建立在新聞對於現代社會那種「不可或缺」的前提之下。更需要問的是,在這兩種「五W一H」如何影響了「記者與報紙」之間的來回往返,並且依此區隔於我們接著要指出的第二個關鍵問題:「報紙—讀者」的社會過程。

不論是「報紙到讀者」的閱讀經驗,或者是「讀者到報紙」的購買行為,當代研究者為我們發現了其中兩種有趣的特徵:從一方到另一方,基本上呈現一種訊息篩選的「漏斗形」過程,更明顯的是,其間更存在一種「相互貶低」的姿態。

報紙上的資訊五花八門,從頭版到廣告、從政經大事到生活瑣事都有。相信除了被指派工作來監控訊息的人(或進行內容分析的學者)之外,一般讀者大多不會從頭到尾瀏覽一遍,或者,即使全部翻閱過一次,也會給予不同內容不同的關注程度。這就指出了一個關鍵:經過篩選與閱讀之後,讀者究竟是增加了新的知識還是複製了已有看法?進一步問,新聞報導究竟促成了以相似為基礎的「大眾化」,或是以相異為基礎的「分眾化」?

事實上,這兩種趨勢並不如統計檢定的虛無假設與研究假設,彼此存在著相互拒斥的關係。之所以如此,正在於「報紙—讀者」的雙向過程仍是座落在特定的社會關係之中。在閱讀經驗與購買行為之外,讀者仍會與其他讀者進行其他交流,反覆地釐定自己的想法與立場。這正是「報紙—讀者」關係得以源源不絕之活力的關鍵所在,也正是「大眾化」或「分眾化」無法片面地捕捉到這段關係的原因所在。

有趣的是,這段關係的動態感有時候卻更依賴於雙方相互貶低的姿態。讀者總是有著自己的智慧,認為報紙上的消息絕對不可盡信,甚至認為報導的內容有著逐漸「庸俗化」(vulgarization)的趨勢。我們可以發現,這種批評乍看之下明顯地針對報紙的內容,進而針對新聞工作者或新聞從業慣例。但是,有時候情況卻是,某些特定社會群體貶低另一社會群體。透過諸如「唉,沒辦法,好像大多數人都喜歡看這種(低俗的)新聞」的想法與評論,有些讀者藉此提升了自我高尚感,默默地在心中建立自己高處不勝寒的「鶴立雞群」姿態。

反過來看,報紙貶低讀者的方式常以購買行為當作指標。諸如「現在的人都不太看報紙了!」,或者「各種新媒體讓紙媒幾乎沒有生存空間了!」,抱怨的可能更是銷售量下降,怨讀者「不買」而非「不讀」。或許,「買了不讀、訂了不看」的狀況也可能大有人在。更有趣的是,這種抱怨似乎受到「贊助者」或「廣告商」逐漸冷落報紙廣告所致,而未必是針對讀者大眾。

 

極端的例子:國際新聞

除了「記者—報紙—讀者」的社會過程錯綜複雜之外,新聞報導的內容與種類本身也是五花八門。從訊息單純的廣告,到訊息複雜的社論都有。回到報紙最初的本質(指,傳遞遠方訊息),我們可以用「國際新聞」作為一個關鍵事例,進行一些思考。艾倫‧狄波頓在《新聞的騷動》一書中談到國際新聞存在著三種假設:用客觀報導來脫離無知、渲染悲慘以保障安全(感)、暗示著國家競爭下的個人文明化。

第一項假設也常常存在於其他報紙文類之中,或說,新聞報導本身就有著用「超越各人意見」的姿態,來免除特定的主觀立場。但是,廣泛地蒐集資訊也未必能使人免於無知。來自於「遠得要命王國」(far-far-away kingdom)的消息,也更有可能是「道聽途說」、「以訛傳訛」,而當代社會的國際新聞卻只能透過各種「形式上」的客觀,來掩護各種「實質上」的主觀,亦即:一種隱藏的「貴遠賤近」心態。試想:我們真的非得認識先進國家的良善制度,才能引發對於本國的落後現狀的反省嗎?非洲飢民與街邊遊民之間,究竟是悽慘程度的差異,還是受到重視的差異?

狄波頓透過這些問題讓我們反思國際新聞(或說大多數新聞)的第二項假設:為何總是令人沮喪的事情多於令人欣喜的事情?驚聳、悲慘、不幸、不公等等負面消息,會不會只是讓讀者反觀自己,並且珍惜當下所保有的「幸福」而已?有鑑於現代人對於訊息接受的限度,國際新聞與災難新聞似乎反向地指出了當代社會理論家A. Giddens「本體論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概念的關鍵地位。每天透過報紙新聞所上演的通俗版「悲慘世界」,構成的不只是「想像的共同體」,或許是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同時出現的,一種另類意義的「想像的安全共同體」(imagined security community)!

以巴戰爭

【持續中的以巴衝突】

但是,狄波頓最發人深省的洞見,在於指出國際新聞有著一種「為國家發展(甚至國際競爭)服務」的心態。依此,國際新聞的報導常常瀰漫著一股「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的文明化思維或者教化論述。努力學習先進國家而壓抑嫉妒的情緒,平行著對於落後國家的警惕與憐憫。然而,國際新聞的這種心態,其實不知不覺地引入了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區位謬誤」(ecological fallacy),使得國際新聞、名人新聞、社會新聞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在「大國崛起」的趨勢,「強國人」或「未來將是某某國家的世紀」等文字,佔據著國際新聞的思維,有差異的只是「樂觀論」、「悲觀論」、「折衷論」的報導立場。

狄波頓確實觀察入維,但是我們更可以進一步思考:國際新聞所凸顯的這些假設,是否也存在於其他類型的新聞之中?或說,新聞報導本身是否就蘊含著一種「普世主義」(cosmopolitanism)心態,而未必受限於國際新聞或者本地新聞的類別差異。

 

問題真的是「不思考」嗎?

「新聞紙」在歐美社會的歷史中出現的過程,正是與一種「具有世界觀的公民」有著糾結的關係。頻繁且積極地看報、閱報,進而以其中公共事務為個人關切,並且熱烈討論、持續關注者,是「積極公民」(active citizen)或「良善公民」(good citizen)的最佳表現。他/她們以這種方式,一方面說明了公民的「積極」意義,不僅侷限於「持有財產」或「有生產力」,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良善」可以超出宗教上或道德上的傳統定義。因此,閱讀報紙、討論新聞、論辨思想等特質,是新聞勝過其競爭對手的關鍵。

過去種種旅遊見聞、寰宇搜奇、珍奇收藏的傳播方式,逐漸讓位給新聞報導,而在新聞報導在傳播媒介勝過這些對手的同時,新聞的作者與讀者也在知識態度上,打敗了其他對手。新聞人與讀報者的知識姿態,反過來映照出那些愚昧無知者、僅持意見者、固守偏見者,在個人知識與社會投入兩方面都是有待提升的。最十惡不赦的則是對知識、思考、公共事務長期「冷漠者」。

然而,M. Schudson的新聞史研究卻提醒了我們:新聞報導者與閱讀者所自我標榜的正面特質並非一成不變,而其中曾經歷了幾度變化。值得注意的是,新聞報導所呈現的「客觀性」理念,與新聞讀者所自詡的「良善公民」,不僅各自在界定方式上有所更迭,兩者的轉型也正呈現出一種有趣的共變關係。

Schudson(1978)在《探索新聞:美國報業社會史》的研究發現,「客觀性」並非一開始就是新聞從業人員的重要規範。在19-20世紀之交,新聞報導的主流風格才開始從「故事」的模式轉為「訊息」模式,然而,由於受到在20世紀政府宣傳與公關的影響,新聞報導開始發展自己獨特的「客觀性」原則。因此,所謂的「客觀新聞」僅是一種讓主觀性報導與制度化職業流程結合的結果,而且其內容主要仍以當時美國社會反戰的「對抗文化」(adversary culture)為主。另一方面,他的《良善公民:美國市民生活史》進一步指出,現代報刊的歷史與公民政治的參與有著不同的關連方式。美國社會對於何謂「良善公民」的認識,經歷了四種不同階段:基於信任(trust)、基於黨派(party)、基於知曉(informed)、基於權利(rights)。前兩種公民參與政治的理想模式,是在美國社會19世紀以前的階段,是建立在對特定政治人物或特定政治團體的依賴上,公民們間接地實踐自己的政治生活。然而,在20世紀則開始出現一種鼓勵公民自身的意識覺醒,鼓勵公民們透過大眾媒介與各種報刊來理解並參與政治,成為一種兼具理性(rational)、知曉(informed)、糾察(monitorial)性質的「良善公民」形象。

依此可見,新聞報導者與閱讀者並不是唯一頻繁地、定期地進行思考的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他/她們藉著新聞這個媒介所進行著各種思考方式,或許更是值得我們理解的。

 

讓新聞與記者回歸現代社會

從20世紀的1980年代開始,對於新聞業、報紙業的自我反省與職業改革呼聲不斷,例如:重振「調查報導」(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重要性、強調「公民新聞學」(citizen journalism)的公共性。一時間,新聞從業者似乎正在經歷另一次的關鍵轉型,面對的不再是18-9世紀時新聞地位的提升,而是20-21世紀的新聞業衰敗與危機。這種「起起落落」的故事看似合理,其實並未道出現代社會中的新聞與記者,是為何而起,如何而落。

J.Carey對於「傳播革命」(communication revolution)的討論,正可以作為我們的指引,並作為本文結尾的提醒。Carey認為,大多數傳播研究過於重視傳播媒介在技術方面的革新,因而忽略了真正的「傳播革命」是在社會意義上「出現了一群專職於傳播事業的人員」。更重要的是,這些專職傳播者逐漸開始發展自己的專業認同與行業理念,在此過程中,Carey發現,「新聞」、「公關」、「廣告」各自具有關鍵地位,但是,三種專業傳播者之中,「新聞報導」與新聞從業者更具有社會與倫理上的特殊意義。

Carey提醒我們,「新聞人」之於現代社會的特殊意義在於,新聞體現了諸如「民主」、「教育」、「公共性」的各種核心價值。然而,從Carey熱切的關注之中,我們可以解讀出另一層深刻的意義。新聞人不同於公關人或廣告人的地方在於:身處於資訊傳播的兩端之間,他/她們必須發展出自己的第三種立場,既不偏袒於資訊來源,也不迎合於閱讀大眾,調和或弭平兩方之間的差異並不是新聞人的任務。於此,我們也才能發現,新聞人與新聞業如何可以抗拒商業與政治的力量,如何可以區別於廣告與公關的邏輯,進而把自己放回現代社會之中,持續地跟自己也跟社會大眾說:「即使仍有各種不完美之處,新聞(不管以何種媒介形式)於現代社會仍是必要且重要的!」。

(作者:蔡博方/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博士後研究)


延伸閱讀

Anderson, B. 吳叡人譯,2011,《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

Bourdieu, P. 林志明譯,2002,《布赫迪厄論電視》,臺北:麥田。

Darnton, R. 蕭知緯譯,2011,《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de Botton, A. 陳信宏譯,2014,《新聞的騷動:狄波頓的深入報導與慰藉》,台北:先覺。

Munson, E. S. & C. A. Warren (Eds.) 1997.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abermas, J. 曹衛東等合譯,2002,《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台北:聯經。

Schudson, M. 何穎怡譯,1993,《探索新聞:美國報業社會史》,臺北市:遠流。

Schudson, M. 郑一卉譯,2014,《好公民:美國公共生活史》,北京:北京大學。

Thompson, J. B.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Williams, R. 倪偉譯,2013,《漫長的革命》,上海:上海人民。

羅世宏、胡元輝主編,2010,《新聞業的危機與重建:全球經濟與台灣省思》,臺北市:先驅媒體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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