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 有機食品市場能帶來更安全的食品?還是掩蓋了食品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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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食品安全問題受到民眾持續關注,在美國,農藥殘留、瘦肉精、基因改造食品等問題是長期以來存在的現象。以下將略敘美國農業發展所帶來的生態與食品安全問題,並討論為何媒體揭露了這些真相、引起越來越多人關注後,食品安全問題也僅成為一般事件,沒有徹底改變生產體制,民眾持續地暴露於食品安全風險中,卻有意識地尋求「安全食品」,成為了美國甚至於當代社會的詭異現象。最後,本文透過新自由主義的觀點,理解為何即使近年來食品安全意識興起,始終無法解決這些問題。


如影隨形的農藥漂流問題

美國農業最大的特色是「高度機械化」與「農作物單一化」,它的優點在於降低勞動成本、加快種植時間、提高生產量。但眾所皆知,當環境中農作物異質性越低時,農業系統本身越不具有抵抗周圍環境變異的能力,因此當美國農業在高度依賴機械操作時,減少機械化農業對環境所帶來的風險也不曾停止過,如研發耐寒或抗蟲害的新品種作物、改良農藥與除蟲、除草劑等都是因應著這些需求產生。然而,長期以來對農藥的過度依賴與濫用,純農業技術所帶來的成效並不如預期,新式農藥或除草劑加速了害蟲演化速度與改變周圍環境,更加劇了對「超強除蟲劑」與除草劑的依賴。農藥的過度使用使得農業系統失衡,同時造成了農藥漂移(pesticide drift)的問題;過多的農藥不只殘留於食物中,也隨著空氣飄散造成空氣污染,威脅著附近居民健康,有毒物質亦隨著河流滲入池塘、湖泊、水庫中,水資源污染與農業發展一直以來是密不可分的現象。在美國,農業生產可能污染水資源,民眾對於自來水質存有疑慮,因此有相當多的民眾以瓶裝水作為日常飲用水,在超市看到消費者將一打打的瓶裝水放入購物車中也不足為奇。根據美國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兩年一次水質報告,因為某些用途,約有35%英里河流的遭受污染,另有約10%英里的河流,雖擁有乾淨的水質但受到污染的威脅。雖然各界早已關注農藥漂流的問題,但時至今日仍無法有效解決(Harrison, 2011)。Schnaiberg在1980年代提出了「經濟成長磨坊」(treadmill of production)的概念,後來成為了環境社會學的核心理論之一。Schnaiberg指出資本主義由於強調財富累積、生產擴張與市場競爭,使得國家機器與資本家成為了自然資源掠取者,在不斷掠取並消耗自然資源的過程中,自然資源將被過度消耗並導致生態系統的惡化(Foster, 2005)。事實上,這正是美國農業在提高生產量過程中,不斷干預自然生態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這些伴隨著農業生產所導致的環境問題,正如「經濟成長磨坊」所言,是自然資源被過度掠奪下整體社會所需付出的代價。


難以揮去的風險陰影 –
基因改造作物

 生態現代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理論對生態環境的存續持有樂觀的看法,他們相信國家與資本能夠發展出克服環境惡化的新技術,現代化與工業化所產生的諸多環境問題,仍然可透過超現代化與工業化的技術解決(Buttel, 2000)。美國在1982年開始種植基因改造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簡稱GMO),或許可說是此學派觀點發展的極致。基因改造食物雖然被視為是解決全球糧食危機的解藥,但對於生態環境的影響以及人類長期食用基因改造食品的風險仍存在著激烈的爭辯。2012年,全球共有28個國家種植基因改造穀物,或許基於風險與安全的考量,僅有8個為已開發國家。歐盟在1988到2004年便不再批准新的基因改造作物,日本即使不像歐盟來得嚴格,但相關法條規定了基因食品的安全檢驗與產品標示。目前美國為全球最大的基因改造食品生產國,多數基因改造作物為玉米與大豆(美國約有85%的黃豆透過轉基因方式種植)主要為國內畜牧養殖的飼料來源,但美國目前並無基因改造食品標示的相關規定,因此民眾無法透過食品標示區別基因改造食品,為了避免可能的風險,雖然民眾可以拒吃基因改造穀物製成的食品,但這些食物(如黃豆)仍可能成為副原料出現在其他食品中。換言之,相對於其他不種植基因改造食品的國家,不可否認,美國民眾承受了基因改造食品所帶來的風險。由於國家對基因改造作物擁有種植的決定權,當國家採行事前謹慎原則面對基因改造作物時,嚴格的法律能夠成為過濾的防線,謹慎原則也能使民眾意識到基因改造食品的潛在風險。科技的進步能否解決自然資源被過度耗盡所產生的諸多問題仍是一項未知數,但可以確定的是人類社會已經無法擺脫科技所帶來的益處(或災難),基因改造作物帶來了多少經濟利益,也就同時伴隨著多少的風險,即使當我們的社會已經到了能夠操控食物基因的階段,科技的發展並沒有因此創造出更為友善的生態環境,而是產生了更多未知的風險。


自由市場機制下的寵兒
有機食品市場

「經濟成長磨坊」與「生態現代化」理論似乎都無法充分解釋美國農業發展過程中,社會如何處理自然資源受到過度掠奪的問題。「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觀點則更接近自然資源被過度掠取時,社會如何利用市場的自我調控機制(self-regulating market)包括:私有化(privatization)、市場化(marketization)與個人化(individualism)來減緩生態環境破壞的問題(Konefal, 2012)。如1950至1980年代之間,為了避免某些海域漁業資源的過度耗盡,美國採用「個人轉讓配額制」(individual transferable quota)限制漁業捕獲範圍與捕獲量(Mansfield, 2004)。此外,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公平貿易」(Fair Trade)咖啡豆是為了保證農產地咖啡豆的合理價格,永續林業產品(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簡稱FSC)則是為了避免森林資源的過度開發。這些由新自由主義提倡的認證體制(certification system),其最終目的都在於透過市場力量,避免因過度濫用威脅了生態環境的存續性(Taylor, 2005)。事實上,有機食品市場類似於商品認證制度,因為這類食品透過標示區別於其他商品,經由供需來決定市場價格以及市場規模。有機食品消費意識的興起,除了與生態激進主義推行的有機農耕運動有關,也是2002年美國實行的有機食品認證的結果,它強化了有機食品的實行標準以及認證所需的條件(Harrison, 2011)。根據統計,從1990年代開始,美國有機食品的銷售不斷地成長,截至2005年整體獲利達到145億美元(Szasz, 2007)。由於有機食品的價格明顯高於一般食品(約高2到3倍),因此有機食品市場的擴張也意味著有更多的消費者開始關注食物品質的重要性,願意支付較高的價錢購買有機食物。在過去,通常只有天然食品店販售有機商品,但隨著有機市場的擴大,各個超市也開始銷售各式各樣的有機食品。消費者了解有機食物是採用對環境友善的種植方式,它不使用基因改造作物或噴灑過多農藥,因此食物是天然且健康的。此外,有機食品市場創造出一種「自由選擇」的假象,它宣稱如果消費者擔心食品安全與農藥殘留等問題,這個市場提供了他們各式各樣天然的食物,然而事實上只有極少部分的人能夠負擔得起全面使用有機食品與日用品,對於多數人而言,選擇少數有機食品已經是最大的限度。當食物依照生產方式差異區分為有機與非有機食物時,它的「可選擇性」掩蓋了這個事實,即在過去安全與天然食物的取得是只是人們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事,並沒有所謂「有機食品」的存在,然而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取得安全與天然食物已不再是理所當然,有機食品的出現讓人們更加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可能暴露在不安全的食物之中,然而它卻沒有促使大眾進而訴求對當前生產方式的改變,在市場消費的邏輯下,食品安全問題最終也只是個人選擇的責任。

轉移了問題,但沒解決問題

 當前美國農業生產體系產生的各種問題,如農藥殘留、農藥濫用造成的空氣污染與水源污染等,並沒有隨著食品安全意識的抬頭而獲得解決,即使民眾更了解天然與非天然食物的區別,它始終未能成為當前社會所需積極處理的問題。在過去幾年中,美國農業技術的改良雖然維持了足夠的糧食產量,卻也帶來了新的環境問題,其中基因改造作物因為隱藏著目前難以測量的風險而最受爭議。但弔詭的是,即使這些現象為了一個大家都看得到問題,食品安全的威脅始終不曾中斷,並持續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上演著。在這個過程中,新自由主義找到了自身得以立足且不斷壯大的契機,即有機食品市場的開發。有機食物支持者主張以天然種植方式,創造友善的自然環境與健康食物,但諷刺的是,它必需依賴當前主流生產方式的諸多缺失來維持運作的動力,當消費者越是對目前農業體系缺乏信心,認為主流的農產品不如有機農產品健康時,有機食品市場越能持續地擴展。新自由主義的市場邏輯將食品安全議題轉化為單純個人焦慮的問題,並宣稱購買有機食物是減少食品安全焦慮的方法,當食品安全問題是「個人選擇」,而非社會議題時,它不再能激起社會對食品安全的集體意識並訴求對整體農業生產體制的改變。

近幾年來,台灣對食品安全問題甚為關注,從最早的毒奶粉事件,到後來一連串問題食物,如含塑化劑的飲料、黑心醬油、黑心沙拉油、毒澱粉、人工香精、假酒、假米粉、假果汁、假蜂蜜等,可以發現到這些有問題的食品多為「加工製品」。或許因為這類食品隱藏了消費者所不了解的製作程序與添加物,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始終存在著疑問,加工食品也始終是台灣食品安全中主要關注的焦點。社會對特定食品安全的關注並非偶然,而代表目前生產方式及生產體系結構的問題,透過了解為何每個社會反映出不同食品安全問題,或許可以讓我們更加清楚在大量生產與消費的社會中,市場機制如何「形塑」以及「解決」食品安全議題。美國農業發展產生的生態問題及其衍生出的食品安全議題,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在台灣社會中,但是社會大眾對安全食物的關注,往往只集中在「問題食品」被踢爆的那段時間中,這或許與媒體對食品安全報導的減少有關,抑或者是食品安全對人體的傷害非立即可見所致,因此食品安全問題始終不能提升到「要求生產方式全面改變」的高度。在美國,我們看到新自由主義試圖透過有機市場來解決這個問題,但顯然地在短期內,它無法促成生產方式的徹底改變;既然如此,當我們在面對食品安全議題時,也就不得不擔憂:我們(台灣)社會的下一步將會是什麼。

(作者:高郁惠 /kao@iastate.edu/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班)


 

參考書目

Buttel, Frederick H. 2000.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s social theory. Geoforum 31: 57-65.

Foster, John Bellamy. 2005. The treadmill of accumulation: Schnaiberg’s environment and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18: 7-18.

Harrison, Jill. 2011. Pesticide Drift and the Pursuit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MIT Press.

Konefal, Jason. 2012.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market-based approaches, and neoliber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sustainable seafood movement.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26(3): 336-352.

Mansfield, Becky. 2004. Neoliberalism in the oceans: “rationalization,”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commons question. Geoforum 35: 313-326.

Szasz, Andrew. 2007. Shopping Our Way to Safe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Taylor, Peter Leigh. 2005, In the Market But Not of It: Fair Trade Coffee and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Certification as Market-Based Social Change. World Development 33(1): 12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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