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青年的國家:國家有沒有剝削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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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陣子台灣的媒體與網路上出現一波談論國家到底有沒有對不起年輕人、如何對不起年輕人的論戰,論述雙方火力全開,好不精彩。事實上,類似的論戰在世界上早已輪番上演,年輕人對於其所遭受之惡劣境遇發出不平之鳴,也愈來愈成為世界上的常態。根據許多研究,年輕人遭遇到國家的不平等待遇並非台灣的特有現象,而是某種具有全球化性質的事實。舉例來說,關於世代之間的不平等問題,在法語世界的爭論戰火早已綿延許久。

反青年的國家:魁北克的福利政策

魁北克的時事評論家杜海姆(Éric Duhaime)於2012年出版了《反青年的國家》(L’État contre les jeunes)一書,在當地引起了十分廣大的迴響。杜海姆在其著作中剖析到,戰後嬰兒潮的世代,也就是今天正邁向老化、等待退休的中壯年人口,他們享有大量的公共資源,並透過其政經影響力創造出符合他們需求的公共預算、健保體系、退休制度;他們對於制度所施行的各項改革所打造出的福利國家,目的其實都是在為他們的退休生活的保障做準備;然而在此同時,國家體系對年輕人的保障卻付之闕如。尤有甚者,支撐這整個福利國家體系的經濟重擔,卻徹底落在處境已愈來愈艱辛、甚至已經出現人口赤字的後進世代的肩膀上。他提到:如果制度不變,到2030年的時候,健保支出將會佔掉整個魁北克國家預算的三分之二;而勞退基金到了2037年的時候將會破產。也就是說,由於已處於人口赤字的後進世代必須支付戰後嬰兒潮世代,同時也是人口數量最多的世代的福利需求,年輕人的賦稅以及其在社會保險制度上所承受的重擔將會十分沉重。

他認為,由於整個國家制度的不公,魁北克的戰後嬰兒潮世代的子女們將極可能是歷史上首度「後代比前代貧窮」的世代,而且這個趨勢在可預期的未來似乎是難以翻轉的。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杜海姆是個信仰新自由主義右派人士,但他卻強烈地指出,當今國家的角色是在透過制度有系統且無節制地剝削年輕人。

有趣的是,反對者對其論點的批評非但不在於年輕人處境的惡化上,更沒有反駁國家做為剝削年輕人的幫兇的看法,反而大部分都同意他的看法。事實上,對杜海姆的論點的爭論之處,大都是針對國家該如何定位其角色才能幫助年輕人的問題。杜海姆認為,要拯救年輕人無望的未來,就必須大幅削減國家所提供的社會福利,因為這些福利主要是針對退休者所制定的,且其經費來源是靠著加重年輕人的租稅負擔而來的。反對他的看法的人則認為,杜海姆的論點正是崇尚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最小化的右派觀點。反對者主張,若要拯救年輕人的未來,還是必須寄望於國家體系,例如透過立法來提高對年輕人就業的協助、失業的補助,或者增加企業聘雇年輕人的誘因等等。一言以蔽之,不論是其論點的支持者或反對者,都同意到,國家乃透過其體系,間接造成了世代間的不公。國家及其體系做為年輕人所面臨的惡劣處境的間接加害者,毫無疑問是論點兩造之間的共識。

晚近世代法國青年的命運:國家做為青年剝削者

而在法語世界的另一端,也就是法國,類似的爭端在一九九零年代早就已經在現實中開打了。社會學家肖維爾(Louis Chauvel)在其著作《世代的命運》(Le destin des générations)一書中,透過大量的實證統計資料證實,越晚近世代者,在各方面所能獲得的社會報酬越低。例如,儘管年輕人的學歷愈來愈高,但失業率也越來越高,薪資也愈來愈低,反觀中壯年者的收入卻節節升高。因此,經濟上的不平等在世代間的差異上是隨著時間而越來越大的。他認為,受到社會結構變遷的影響,人的處境及其努力所能獲得的報酬,會隨著不同世代而有所差異。這就是所謂的「世代的命運」。例如,在學歷相同的條件下,人們在社會上能得到的東西會隨著你出生的時間而有所不同。再例如,在不同時代,同樣是二十五歲左右的年輕人,其處境可能大大不同。在1979年的時候,25歲年輕人的平均收入和50歲的中年人差距極小。但到了1994年的時候,25歲年輕人的平均收入和50歲的中年人的平均收入卻相差了一倍有餘(圖表一)。失業率也是類似的狀況,越晚近世代出生者的失業率越高,而且與總失業率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圖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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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面對如此青年貧困化的現象,法國的國家當局所想出的對策是什麼呢?當時的法國總理為了提高青年的就業率,並且鼓勵企業雇用人力,而在2006年初提出了《初次雇用契約》(Contrat Première Embauche,簡稱CPE)的法案。

《初次雇用契約》的適用對象為18到26歲的青年;根據此項政策,企業若願意雇用26歲以下的青年,便擁有法定的「試用期」。該試用期長達兩年;在這兩年的試用期之內,無需任何理由雇主便擁有解雇該員工的權力。在雇用四個月之內解雇者,雇主無需支付任何補償金,而雇用超過四個月才遭解雇者,得領政府所提供的兩個月的救濟金(約為法定最低薪資標準的三分之一強),並強制接受就業輔導。

此法案的原意雖然在於促進青年就業,提供企業雇用員工的誘因,但是由於該法案對於青年的保障與現有的一般就業之保障相距太遠(在舊制下,企業解雇員工的成本相當高昂,還必需部分承擔其社會保險、健康保險以及老人年金),而使得青年人口正式成為源源不絕且無須雇主負責的合法產業後備軍。而且此法案也間接地削弱了工會的力量(由於雇主可輕易解雇,也帶來了某種寒蟬效應,致使員工由於擔心遭到解雇而不敢參加工會活動),並間接壓縮了正常就業者的空間,使得大企業的人事成本大幅降低,而且還無須對年輕員工負起任何企業責任。若此法案通過,則所有初次受雇的18到26歲青年都可以被輕易地合法解雇,解雇無須理由,且越快解雇者,企業所負擔的成本就越小。

由於法國社會對此法案的一連串反對聲浪,於是引發了2006年3月所展開的《反初次雇用契約》的全國性罷課及罷工。全國近三分之二的大學罷課,數百萬人走上街頭。僅管由於社會運動的聲勢猛烈而使得此事件最後以總理宣布撤回法案而告終,然而這整起事件的起因及後果,再加上國家做為剝削年輕人的推波助瀾者,反映了今日的法國青年在勞動市場中所遭遇到的重重困難,以及青年貧窮化為社會所帶來的不安以及給國家帶來的難題。

台灣年輕人遭受了什麼樣的不平等?

今天台灣青年所遭受的處境也與前面所提到的魁北克、法國類似。台灣年輕人已經開始遭遇到越來越高的失業率。儘管整體勞動力都遇到了類似的狀況,但是青年失業率隨著時間而攀升的速度,遠比整體失業率的增加速度來得更快,而且,越是晚近的世代,青年失業率就越高,且失業率提高的速度也越快(圖表三)。儘管在薪資方面,不論哪個世代近十年來的薪資都是處於下降或持平的狀態(圖表四),但是年輕人在就業市場上所遭受到的最嚴峻、最惡劣的退化,其實是「就業的不穩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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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由於國家政策對於派遣、約聘、臨時性的雇員的大幅放寬,導致擔任部分工時、臨時性或派遣工作者的比例大幅增加。這樣的現象是跨世代的、全面性的; 然而首當其衝的卻是剛進社會、初入職場的年輕世代的人們。從數據上來看,近十年來,台灣從事非典性就業者的總比例大約提高了2.8倍,但若以不同年齡層來 看,結果是十分令人震驚的:十五歲到二十四歲的勞動力人口,從事非典性就業者的比例增加了將近4.5倍。其他較年長的年齡層的勞動力人口從事非典型就業的 比例雖有增加,但速度仍遠遠不及年輕者(圖表五)。而且非典型就業正是受薪者低薪化的原因之一;根據統計,派遣受雇者的薪資正處於逐漸下降的處境之中(林 宗弘等,2011:134)。

Screenshot of Firefox

年輕人開始大量遭遇到就業的不穩定化,會產生許多直接或間接的後果。不論在私部門或公部門,派遣、約僱工大量增加,對當事人將會造成其生存遭到結構性的破壞,包括時間被剝奪、人際關係惡化、時間與空間的關係遭到拆解、未來變得不確定、無法對未來的人生做出理性的預測和規劃…。除了對當事人的直接影響外,也會對其他看起來工作似乎很穩定的人造成影響:不安全感和危機感會增加;當人們看到市場上充斥著大批高學歷的產業後備軍,就會讓每個擁有穩定工作的人開始強烈感覺到自己是隨時可被取代的,甚至開始覺得自己能擁有穩定的工作是一種值得慶幸、但又脆弱、隨時可能會丟失的特權。客觀的不安全感會形成普遍的主觀不安全感。這正是社會士氣低落以及動力消失的根源。所有的人都將開始長期活在失業的陰影下。(Bourdieu, 2002:139-147)

國家的左手和右手

對年輕人的市場價值越來越徹底的剝削、應該得到諾貝爾獎的無薪假的發明、無止盡地提高工時並縮減假期、默許企業實行責任制以掩蓋強迫無酬加班的事實、失控的高房價、愈來愈傾向新自由主義的高教體系…這一切難道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嗎?難道把一切都交給市場法則去任由生滅,看不見的手的背後就沒有任何動機與利益計算?難道我們都該相信,對此政客只能雙手一攤,高喊市場法則就是如此,所以國家無須肩負任何責任?

國家的右手,就是那些只在乎收支平衡的國家財政與行政部門,它們默許政府大量舉債去補助企業,並以減輕企業負擔為名行圖利財團之實。終日透過各式媒體來宣傳新自由主義的信仰,美其名為開放的結果卻是導致資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逃外流,而使得產業空洞化。對此。國家的右手為了吸引資金回流而在2008年以後調降了遺產稅,結果非但沒有使資金投入產業,反而導致大量熱錢投入房市而造成了2009年以後房地產失控飆升的現象(林宗弘等,2011:92)。面對此困境,位居政府高位的新自由主義文化的代言人們,卻還反過來責怪初出校園的年輕人們缺乏競爭力。國家的右手如此嚴厲,但在尋求稅收上,但其所履行的稅收來源卻嚴重不平等。根據2012年12月號遠見雜誌的調查,台灣超過九成的綜合所得稅由兩成的受薪階級家戶所負擔。然而最富有的5%的富人階級,其稅率卻只有5-8%而已。另一方面,由於資本利得稅的長期缺席,因此台灣的綜所稅收中有七成由受薪階層支撐,遠高於美國的55%及OECD國家的49%。再加上台灣的不動產持有相關稅率極低,囤積、炒作房地產的成本極低,這也就意味著,有錢人靠錢滾錢、炒作房產股票所得來的利益是無須繳稅或稅率極低的,但受薪階級靠自身勞動力與時間所換來的收入,卻一毛都逃不掉。對於那些初入社會的青年世代而言,除非你家裡有錢、不用工作,否則你就是國家的主要稅收來源。

而另一方面,國家的左手,也就是所謂的勞動部門、福利部門,不僅對青年在就業市場上的困境缺乏實質協助,反而變相成為壓迫者。例如,勞委會編列2056萬的預算控告關廠工人,卻對諸多違反勞基法的公司輕拿輕放,屢以極低的罰款施予違反勞基法的公司;國家的左手放任無薪假、責任制的盛行,對於諸多公家機關違法雇用派遣僱員不聞不問,甚至於默許國家以節省開支為名,而成為帶領整體就業市場朝向派遣化、低薪化、不穩定化的領頭羊。

國家及其責任

新自由主義已經成為一種新的宰制模式,它建基於普遍的不穩定化所帶來的不安全感。普遍的不穩定化具有一種象徵效果,它能夠使工作者順服,接受剝削,否則會陷入失去工作的危機感之中。而就業的不穩定化所造成的屈從的態度,正是成功剝削的要件(Bourdieu, 2002:145)。於是初入社會的青年們便首當其衝,成為被第一批被工作不穩定化所馴化的產業後備軍。對此,國家的角色是極其重要的;如果國家不斷把自身的功能退讓給市場,盡可能縮減其運作空間,甚至是把自己納入市場之中、放棄對實質公共利益的追求、把自身權責縮小到僅計算經濟數據或債務的增減(例如,把企業在海外的三角貿易所得算進GDP裡頭來自我安慰,來製造經濟仍有成長的假象),那麼,這個國家就是聽命於市場的剝削者。而如果我們對於國家還抱持著一點希望,那是因為除了國家之外,再也沒有任何事物能夠介入金融市場和勞動市場了。落實勞基法、限縮派遣以保障就業市場的穩定、嚴禁以責任制來掩蓋無酬加班和無限增加工時、依當年的經濟成長率和通貨膨脹來提高最低薪資標準…這些都是國家可行使之權力,而且也都是再合理不過的責任。然而,國家做到了嗎?

(作者:陳逸淳/ chenyichun.tw@gmail.com   巴黎高等政治學院博士生)


參考書目

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2002,《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孫智綺譯,台北:麥田。

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煒益,2011,《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台北:台灣勞工陣線協會。

遠見雜誌,2012年12月。

Bourdieu, Pierre, 1998, Contre-feux: Propos pour servir à la résistance contre l’inversion Néo-libéral. Paris : Raison d’agir.

Chauvel, Louis, 1998, Le destin des générations. Structure sociale et cohortes en France au xxe siècle. Paris, PUF.

Duhaime, Éric, 2012, L’État contre les jeunes, comment les baby-boomers ont détourné le système. Montréal : VLB édit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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